一个家庭 30 年来的财富和机会

蛇口在 1980 年代就尝试了住房的货币化改革，除了低价租用福利房之外，还可以贷款购买。在 1987 年，蛇口玫瑰园一间 66 平米房子的总价在 13000 元，单价不到 200 元(蛇口现在的房价在每平米 10 万元上下)，不过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依然需要几年的时间还清贷款。

尽管这项改革在当时、甚至多年后一直被奉为经典，但在黄红红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在蛇口成为有产者。成为有产者的另有其人。

这并不妨碍她对蛇口的评价。大约十年后，黄红红去广州呆了两年，她完全不喜欢那里，称其为“全是人”的老城市。每次从深圳出发，到达广州火车站，她就感到厌烦。在深圳，她去东门老城区最热闹的商场里买衣服，“也乱七八糟的”。

“蛇口是最漂亮的，深圳市里面也觉得不漂亮，更别提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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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黄红红 47 岁，住在“关外”。

尽管今年年初国务院同意撤销“二线关”，希望整个深圳“统一规划建设”，“二线关”的关口从 2015 年开始撤除，边防证也在 2008 年停止办理，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话语上的快速修饰。深圳人明白“关内”和“关外”的差别。

当然，在所有的“关外”地区里，龙华是最好的。

黄红红住在龙华牛地铺一栋六层楼房的三层。楼房和楼房之间的距离很窄，可以握手，所以常常有人称它们为“握手房”。在村民拼命盖楼的开始那些年，这些新冒起来的住宅群被称为“新村”，现在则叫“城中村”。在激进的城市化后，深圳已经是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的城市。这些“村子”虽然在城市里，但显然有些突兀了。政府正欢迎地产商对它们进行改造和重建，这时不时就会引发类似万科和富士康员工的纠纷。

黄红红，她的丈夫，和他们不到 2 岁的儿子在 1995 年 4 月 1 日搬进这里。“有时候，人就是会对搬家的日期记得很清楚。”

她的儿子潘泽兴如今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影视工作者，拍广告，也拍纪录片。他对深圳有颇多看法，但大多不是正面的。他认为这座城市里的人通常都很势利，只认效率和钱，节奏快却缺乏远大目标。不过这些批评并不新鲜，在他的母亲初到深圳时，就已经流行。他站在梅林路和中康路的十字路口，过去梅林关的的关口就在不远处。从龙华到深圳市里主要经由这个关口。“我那时候听他们说，到深圳去，我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不是住在深圳吗?”

好的一面是，花很少的钱也能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城中村给初到深圳的人们提供了每月不到一千元就能住上一个单间的可能。没错，他们很少有像黄红红们初到蛇口时的优越感了，但考虑到过去是六人、八人挤在四十多平的宿舍里，城中村也不差。黄红红把三层的一半租了出去，每个月 600 元。

这些租户一天的开始大概和潘泽兴一样，搭地铁上班，但因为通往关外的地铁线路太少了，有时候需要等三个爆满的班次，才能勉强挤上车厢。地铁还只是疏散了部分关外的早班人流。一位出租司机说，他早上绝对不会往龙华开，那太愚蠢了，只有一种可能，从 7 点堵到 10 点。

除此之外，潘泽兴对父母的奋斗史也有看法。“我们家不应该如此平凡”，“应该发达”。这个出生在深圳的年轻人在商场的一家披萨店里掏出了他的身份证，上面写着南油大厦 A 区 16 栋。这是华为尚未成规模时的办公地址。

在他出生时，这个家庭的面前摆着一条少数幸运儿才能遇见的大道。

黄红红在 1991 年随第二家任职的工厂搬出了蛇口，新工厂在南山区。她认识了附近一位擅长修理交换机的先生，他是华为的第 54 号员工。后来他们结婚生子。黄红红在 1993 年怀孕后辞去了工作，在辞职前，她是工厂里的中层管理者。考虑到在华为工作“相当于家里有两个公务员”，还有分红和期权，她选择不去理会自己事业中断的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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